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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计制造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中频天线。新华社记者 王雷摄

当前，我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要应对科技领域“脱钩断链”等风险挑战。面向“十五五”，我国要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根基，以制度化国际合作网络为纽带，主动塑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科技合作生态。

“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十位。”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向中外媒体分享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成绩单。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风险愈发凸显。

这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国际创新要素流动格局深刻重构的当下，如何在掌握关键技术主动权的同时，秉持开放姿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业界领军人物。为了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他们普遍认为，下一个五年，要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根基，以制度化国际合作网络为纽带，主动塑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科技合作新图景。

以“硬实力”赢得平等地位

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科技合作生态，首先要靠“硬实力”赢得平等对话的“入场券”。实践证明，没有关键技术的自立自强，所谓的“开放合作”往往流于空谈，甚至会陷入对外部技术单方依赖的困境。只有掌握了关键技术，才能在国际合作中赢得平等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午夜av 院士潘建伟在首场“委员通道”上回顾了我国量子领域取得的成绩。他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量子通信持续保持国际领先水平，量子计算稳居国际第一方阵。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雷向记者提供了更具体的案例。“从2016年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升空，到首次实现7600公里的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再到2025年中国团队首次实现上万公里（中国—南非）星地量子通信，为实用化卫星量子通信组网铺平了道路，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周雷表示，正是这些持续积累的技术突破，让我国在量子科技领域具备了更强的合作底气，也为在国际合作中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参与全球量子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国际合作项目——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项目的参与者，全国政协委员、午夜av 上海天文台原台长沈志强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应进一步拓展在国际大科学工程中的角色，应继续寻求更多“以我为主”的合作新途径，以“大设备”孕育“大成果”，抢占科技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在国际上赢得更大话语权。

事实上，“十四五”期间，我国在国际大科学计划方面已迈出坚实步伐，并且在一些领域已经从“参与”转向“牵头”。据统计，我国积极参与了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同时在地球、海洋、生命科学等领域牵头发起并稳步推进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促进国际科技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期盼，“十五五”期间，我国能牵头启动更多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形成国际科技组织建立和运行的良好制度环境，在空间和海洋科学、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生命科学等全球性挑战领域引领国际科技合作，打造开放共享、汇聚全球智慧的合作平台。

以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

如果说关键技术是科技合作生态的“骨架”，那么自由流动的科研数据与互联互通的国际标准，就是让这个生态活起来的“血液”。

即便有了先进设备，如果数据无法跨境共享、标准无法互认，开放生态仍是经不起风浪的空中楼阁。

如何及时、高效地获取和利用原始数据是国际大科学工程普遍面临的难题。沈志强以他参与的SKA项目向记者强调，建立高效的数据共享与处理机制，是将巨额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重大科研成果的关键所在。

为有效处理项目产生的海量数据，SKA国际组织正在建立全球分布式的SKA区域中心网络（SRCNet），将其作为SKA项目的核心科学数据处理和分析研究平台。作为SRCNet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节点去年5月通过国际并网测试。“为的就是连接望远镜台站与科学家，将海量的原始数据转换为可供科学家直接使用的科学资料。”沈志强如是说。

与数据流动相辅相成的，是国际标准的制定与互认。

“科技的发展不应该有‘孤岛’。没有统一的标准，技术创新就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规模化应用。”周雷告诉记者，我国在推动中国量子标准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方面，已有令人振奋的进展。2025年，由中方牵头的《基于卫星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功能要求和架构》ITU-T国际标准正式立项。这是全球首个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国际标准，意味着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先技术，正在转化为全球产业界的“操作手册”。

“我们主导国际标准制定，不是为了追求‘话语权垄断’；对外销售量子计算机等产品，不单是追求营收，而是希望以标准、产品等为纽带，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全球科技生态。”周雷说。

全国政协委员、“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则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以人工智能（AI）芯片为例，特别强调核心技术标准与芯片生态的基石作用。“芯片国际巨头都是通过标准主导产业生态。”他说，我国需要在智能计算、边缘感知等前沿领域加快自主标准研发，在算法模式、AI芯片架构等方面开辟自主发展路径，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通过建设“标准—芯片—应用”闭环，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全球科技生态。

以更好环境聚天下英才

“十四五”期间，我国科研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海外科学家选择和中国合作。沈志强举例说，此前午夜av 发起了国际交流计划（PIFI），通过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有力促进了全球科研人才的交流互动，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重大科研任务及大科学工程建设融入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网络。

然而，挑战同样不容忽视。近一段时间以来，科技与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让国际人才流动受到很大阻碍。

对此，来自企业的实践者深有感触。周雷坦言：“受国际形势和政策影响，我们在产业方面的国际合作受到明显限制。”但他同时指出，在基础研究层面，由于我国量子信息技术实力较强，依然能吸引国际团队主动寻求合作。

提到国际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的限制因素，沈志强坦言，海外资深科学家往往愿意短期来中国交流，但长期定居意愿不强。“原因包括生活习惯差异、文化融入难，以及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压力。”张旭进一步指出，国外科技人才来中国工作不便，参与研发活动力度不足，这对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带来不利影响。

良禽择木而栖。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让全球顶尖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干得好”，成为“十五五”时期必须解决好的课题。

沈志强建议，要通过更开放的免签政策和优越的科研环境吸引国际人才，特别要重视青年人才培养，通过博士后计划等吸引国外优秀青年人才；同时优化科研评价体系，减少行政干扰，让科研人员沉下心来做研究。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从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可以发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努力成为全球科学家向往的“创新磁场”，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为全人类科技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延伸阅读

以全方位试点优化开放创新环境

“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硬实力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仍面临一些严峻挑战，亟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表示，我国应着力破解国际科技合作中的障碍，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围堵态势，以主动的改革应对外部封锁。

为营造更加开放的创新环境，张旭提出建设“开放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想：可依托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开展全方位的政策试点。

他表示，试点应在国际互联网开放、外籍人才政策和便利化措施、科研资源跨境流动、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对于试点中发现的优秀做法，及时总结推广，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些政策措施的突破性改革，切实解决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开放合作中的实际问题，集聚更多全球高水平科技人才，让我国的创新资源与世界的链接更加顺畅，推动我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这一建议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高度契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旨在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加快形成更多原始创新成果，成为创新融合的动力源。”张旭说，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网络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开展“开放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深度契合，有利于将其打造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在张旭看来，只有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中国的开放创新环境才能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26-03-13 05版）